为操心李一氓同道湮灭十周年，除将《婉曲的荧屏》更名《李一氓回忆录》重版外，还计划出一册操心文集。他的夫东谈主王仪同道要我再写一篇回忆文章，这在我亦然义浮松辞的。因为兼并氓同道相交的四十年里，我受到他的关怀和教训实在太多。我一直视他为恩师，常常向他请问。而他对我这个莫得什么学历的晚辈青年却全然对等相处、以一又友相待，并予以极大信任。这就使咱们成了长幼配。绝顶是终末十多年，更是时常相会，无所不谈，可以说是我今生斗争和往返的老同道中唯独可称得上莫逆的一位。因此，对于他，简直情深似海，有说不完的话。可惜像他这样一位不单品德奥妙、气魄浑厚，而且履历丰富、学识肥饶、在现代中国亦然并未几见的老立异和大学者，以我的水平，确有点“泰山之与丘垤，河海之与行潦”，加之又莫得时分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实在无法加以全面先容和指摘，只可写些点滴感受，绝顶是按我的默契先容一丝他的为东谈主和他的几个重要不雅点。不外我认为，李一氓如实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东谈主。但愿有志于现代史的学者或列传作者，能趁面前尚存在成心于蒐集尊府的条目，尽早写出一些《李一氓传》、《李一氓论》、《李一氓年谱》以及他在各方面（如古籍整理）的树立和对中国文化的孝顺这类专著来，那将是一件千秋弥远的处事。

一、一个脱离了初级趣味的东谈主

我和一氓同道相识始于1950岁首。那时为了应对斗争的需要，听了苏联东谈主的意见，认为可能很快插足趋承国，于是就立即成立了一个50东谈主傍边的驻趋承国代表团。团长是中共七届中央政事局委员的张闻天。副团长即是从旅大区党委副通知任上调来的李一氓。代表、督察人和专员还有冀朝鼎、孟用潜、耿飚、刘贯一、刘英、姚仲明、刘彬、陈叔亮、钱三强、陈忠经、王铁崖、郑森禹等。简直东谈主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在新中国应对史上也号称无出其右。但由于好意思国的阻隔，趋承国去不成，代表团只可驻在赵堂子巷子二号原朱启钤公馆练兵待命，前后约一年半。其时闻天同道每周只来一两次，一氓同道则同群众住在一谈，主办日常服务。所谓服务，主要即是学外文和单干研究点国际应对问题，也组织一些东谈主写点文章。作为一个普通服务主谈主员，我的单干是操纵调研和尊府服务，同期张闻天还布置我写一册好意思国侵华史的小册子，因此向一氓同道讲述和斗争的契机就更多一些。这也为日后历久交游奠定了基础。

在代表团，一氓同道和群众岂论职务上下相处王人很融洽，夷易近东谈主，毫无虚假，群众亲切地称他氓公，也情愿向他请问和听他议论。他险些是有问必答，有话就说，有文章就改，挑升见就提，既莫得架子，也不讲客套。对服务如斯，即是业余青睐，他亦然诲东谈主不倦。例如他精明词学，我也想随着学一丝，当郑森禹和田惠贞成亲时，就填了一首打油词道贺，还铭记其中有两句是：“未始泛舟顺利湖，却已双游沼塘子”，拿行止他请问。不想他极为考究，搬出词谱、韵书，逐句分析，那里平仄不合，哪句叶韵不当，简直不厌其烦。我只好将贺词撕掉，未敢拿出。其后他还把积年词作的手手本拿给我看，以致于今还铭记几句。可惜这本词在“文革”中已付之一炬。他对恭候东谈主、以诚重逢，对晚辈尤为神气，但并不表当今名义上，有时反而显得“无情”，加之他“不攀率领”（这是他在《回忆录》《自序》中的话），是以一开动东谈主们还认为他有点“怪”，不像个历久担任率领服务的“大干部”，更多的像个文化东谈主，但又莫得当今一般文东谈主的某种习尚。他谙习许多中央率领同道和文化界绅士，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往返，更不会趋势附热。熟东谈主有时去看他，他甚而连呼唤王人不打，谈得来可以古今中外、海阔太空，莫得话可以相对烦闷，也不拼凑应对。对共事如斯，对其他宾客亦然这样。有且归看他，只见一位高等将领和他对面而坐，两东谈主千里默不语有半小时之久。一次周恩来总理来拜谒群众，他亦然和群众一谈站在那里只听总理讲话，既不趋前，也不话旧，显不出从北伐起就历久在总理径直率领下服务过的神色。即是张闻天来代表团驻地，如若与他无关，他甚而可以不外出来参加迎送。但两东谈主在服务上如故合作得很好，这亦然其后张闻天据理力求，奋勉推选他出任驻缅甸大使的原因。他的“怪”性情曾引起一些东谈主的误解，甚而得罪了一些东谈主，但他不认为是错，天然也就不改。氓公这种禀性，有时难免令东谈主逸预见竹林七贤，但他却透澈是一位具有奥妙情操和高风亮节的老共产党东谈主。

一氓同道真实作念到了视名利如浮云，对服务不挑不捡，更不计划地位上下。1951年4月，我随张闻天去驻苏使馆服务，代表团还保管了几个月才终末鉴别。他对分拨到郭老率领下的和大服务亦然兴味颇高，在给我的信上还趣味地说，“此间圣（剩）贤（闲）亦然星离云散”，他将去作念“游仙”（和大驻外代表）。而后近三十年他王人是从事外事服务，职务变来变去，但地位却永远如一。像他这样一位老一辈立异家，曾任北伐军总政事部秘书长、作念过新四军秘书长和和苏北行署主任的东谈主，开国后直到1982年离休如故副部长。也许有东谈主会对此感到奇怪，他却稍安毋躁，而且岂论在什么岗亭上王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有些还作念出了疏淡的孝顺。铭记有一次他从国外转头，住在新侨饭铺二楼，我去看他。谈到由于意见不同再加上有点误解，他受到关连率领的月旦，我建议他是否朝上头作点解释和搜检。他却不以为然地说，我住在二楼，也不想上三楼去，大略还不致叫我搬到一楼。他即是这个性情。直到1985年中共寰宇代表会议上，他由中央督察人委员会委员补选为常委，如故无所谓的神色。当我问及，他才说这是组织上的护理，是胡耀邦同道建议来的。而后也实在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服务、糊口、待东谈主接物，一切照旧，如故那样乐不雅洒脱，找我去他家聊天的次数也更多了些。

不但对立异服务，即是在其他方面，一氓同道助东谈主为乐、有问必答亦然出名的。只须请他题签或提真金不怕火墨宝，他王人立即照办。不管是学术文章如故旅游指南，王人有他题写的书名。其中通过我的就不少。一次去沈阳开会，时任副省长的朱川托我请他写个条幅。转头转告了他。不想过后一问，他已写好私费寄去了。真有点令东谈主感动。再如对于个东谈主青睐，一氓同道更是体现了高度的忘我奉献精神。他学识肥饶、涉猎甚广，而古籍的研究和保藏更是有名寰宇。但他的保藏并不视为疏淡和秘不示东谈主，而是“乐宜偕众、书不藏家”，不但任东谈主查阅借用，而且不少如故随收随捐献国度，终末更是统统交公，不遗私东谈主，已毕了他“余藏字画，均缴公库”的愿望。在国外服务期间，他除蒐集流寇国际的中国古籍原件过头译本外，还开拓疆域，收购马克念念、恩格斯、列宁的手迹和一些文章当先版块，况兼买到后立即交公。一次他写信要我以在苏联服务之便，设法买一些列宁文章的俄文第一版块和手迹。可惜我没能完成任务。而他在东西欧却有十分的收货。他买回的德文原版和英法文译本第一版《成本论》（第一卷）据说是以前全中国王人莫得的，更不必说马恩列的一些书信手迹了，其中列宁的信其后还补充编进了《列宁全集》。

最值得称谈的是，终末十年他出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书斟酌小组组长，为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始创了一个新局面、新期间。这是许多众人和老先生所公认的。群众对他也相配尊重。钱钟书其后是一般会议不参加的，但出席氓公召集的古籍整理小组会，可以把他请到氓公家里来。一次谈到一件作品，钱先生还说，得到李一氓同道的赞誉浮松易，他可不是敷衍讲话的东谈主。有的东谈主甚而议领会，李一氓主办古籍整理可谓无出其右，即是说，像他那样一位立异老前辈，古籍学问又是那样全面和那样内行的东谈主来主办古籍整理，不但现代极其难得，以后更不会再有了。这是东谈主们对他生前的唱和和身后的戚然。现实上，历史的发展老是“略胜一筹”，今后的古籍整理一定会搞得更好，但氓公的始创之功亦然不会被东谈主健忘的。仅仅由于我老成生手，这方面虽也时常谭到，但却实在莫得什么可说的。

总之，四十年的交游，使我在现实中真实看到了一位隧谈的东谈主、脱离了初级趣味的东谈主，亦然一位伤时感事、念念想常新、永远站在期间前方的老共产党东谈主。

二、对国际问题的拨乱归正作出了要紧孝顺

一氓同道从事对外服务近三十年，对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不但熟悉而且颇有眼光。绝顶是在“文革”后的拨乱归正中，他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建议的答复和建议，岂论是对国际风光的从头判断如故在调理对外政策上王人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不图名不张扬，所作孝顺于今仍鲜为东谈主知。由于我是一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是以这方面他同我谈的也比拟多，认为有必要证实个东谈主的记忆和默契例如作点简要先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寰宇服务要点回荡到经济设备。在这种情况下，若何揣度国际风光和笃定应对政策，关系极为要紧。时任中联部常务副部长的一氓同道，以洞烛其奸的政策眼神，立即收拢几个关键性问题，于1980年年中，组织专门班子进行研究，并写成《商酌稿》报送中央。其中一些问题现实上他早有斟酌，甚而可说已成竹在胸。我不在中联部服务（他曾建议调我到中联部服务，我因故未去），是以无由参加这个写稿班子，但他如故时常同我谈起，而且每次打印稿王人要我阅提意见。绝顶感东谈主的是，有一篇稿子，他亲自送到我其时借住办公的前毛家湾一号（林彪旧居）。车子停在门口，稿子交我后他就坐在车子上等。他的这种谦善和信任立场，反倒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只得仓忙看了一遍并通俗谈了几句连忙将他送走。由于算是曲折参与了点服务，是以其后他也向我简要传达了一些中央对几个答复商酌的情况和意见。这种名为《商酌稿》的答复先后共有六篇，但我认为绝顶重要的有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和战问题，也即是对国际风光的根底政策判断。铭记的草率是，战后三十多年的国际关系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经济和时期（包括军事时期）的空前发展，已从根底上更动了世界风光与国际风光，使世界大铩羽坏易再打起来，有可能争取到比拟历久的、可以说是持久的和平，因此需要更动战争不可幸免只可推迟的提法。这就意味着，咱们可以争取到况兼客不雅上也如实存在着一个历久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我国现代化设备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咱们透澈有可能围聚力量抓建议、搞更正。他在同我议论时曾讲过这样道理的话：咱们一方面说要一心一意搞设备，一方面又说战争不可幸免，能争取推迟十到二十年就可以了，这不是等于说辛清难熬搞十多二十年的设备终末如故要被战争打烂，不但使东谈主没信心，而且搞设备也没劲。你想，心里没底，整天想着不知什么时候要干戈，哪能一心一意搞设备？现实上是咱们夙昔把战争的危境夸大了，认为“两霸相争必有一战”、“战争一衣带水”，这种算计本来即是不合的，是一种教条式的扩张，并不是真的从客不雅现实登程。其实，国际风光还是发生了根底变化，帝国主义之间不会打，两霸谁也不敢打，因此起码在一个十分长的时期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以前讲战争危境的迫近，仅仅我方吓了我方，如若当今还这样讲，就又要迟误搞设备了。天然，在这个带根人道的问题上浮松易一下取得共鸣。据他说，还有东谈主月旦他忘了列宁的一条根底论断，说“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哪能幸免？”但是实行解放念念想、行远自迩的党中央还是和夙昔大不交流了，邓小平、胡耀邦等同道经过考究的分析和判断，中央其后在提法上也很快开动发生变化。党的十二大答复中还是建议“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珍重的”。再过了不到两年，邓小平就隆重建议了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这就使咱们收拢了国际风光变化的基本特征，结实到世界主题和期间特征再也不是战争与立异了，世界还是处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期间，也诠释咱们的现代化设备有了历久成心的国际环境。事态的发展诠释，李一氓早在七十年代末组织研究战争与和平问题并建议答复，不但对我国的要紧政策决议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也开了国际问题这方面研究的先河。这一孝顺也许知谈的东谈主未几，是以需要作点通俗先容，而不应使之埋没。

二是对于“三个世界分离”的问题（这与“第三世界”的意见是两回事，后者是五十年代初法国东谈主建议，直到现还通用的名词）。1974年2月毛泽东建议三个世界分离问题，现实上亦然笃定“一条线”政策（中枢是联好意思反苏和以苏划线）的依据。1977年11月1日《东谈主民日报》剪辑部文章《毛主席对于三个世界分离的表面是对马克念念列宁主义的要紧孝顺》，进一步把这一分离提到表面高度。而且事实上，七十年代的中国应对即是本着这一政策方针行事的，不雅察和研究国际问题也王人以此为指针。当今看来，“一条线”政策和以苏划线在其时就不得当，曾使咱们在国际上陷于十分孤单，因此，要实行更正绽开就非更动不可。邓小平其后就说过，三中全会以后咱们对国际风光判断和应对政策有两个要紧调度，一是更动一直认为战争不可幸免而且一衣带水的不雅点，一是更动了“一条线”政策。李一氓在七十年代末对三个世界分离的问题主办研究和建议答复，基本念念想是要诠释这种分离现实上枯竭证实，表面上也站不住，今后不宜再公开提。这在其时简直“惊世震俗”，很了不得。这无异于对“一条线”政策扫地俱尽，为咱们调理当对政策，即恰当拉开同好意思距离、松动对苏关系、还原同许多发展中国度的友好等，提供了表面和念念想准备。对于含糊三个世界分离的表面，氓公和我也谈的较多。他说过，把发展水平还不如许多发展中国度的东欧，和既发达又是好意思国北约友邦的英法西德等一同列入第二世界，实在道理不大；而且还把其中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划到第三世界，就更奇怪了。他认为，三个世界的分离并不是客不雅世界的存在，而更多带有以我划线的主不雅顺心性。他其后不无欢腾地告诉我，这一意见已为上头聘请，况兼议定：今后的隆重文献和率领同道的隆重答复和讲话，不再提三个世界分离的表面；但作为学术问题仍可各抒己见，是以不必作出专门规则，也无须向下传达。据我其后的不雅察，情况也如实如斯。主办写上述《东谈主民日报》剪辑部文章的胡乔木，在准备党的十二大时曾经对东谈主说，三个世界分离的表面根底站不住，因而政事答复中不要再提。其后在编《邓小平文选》时也莫得收入在趋承国大会绝顶会议上谈三个世界分离的那篇讲话；在收进的其他文章中，作为政策的提法还有一两处保留，但作为表面却一处也莫得。至于党和国度的文献以及率领东谈主的隆重讲话，二十年来如实再也莫得重提三个世界分离的表面了。天然，当今有些学者和应对东谈主员还对持这一提法，那是因为不知内情，而且也仅仅学术上的各抒己见，对应对政策已莫得什么影响了。

三是对于国际共运和党际关系。通过看《商酌稿》和其时的议论，这方面有以下几个问题给我留住了较深的印象。他认为，当今和今后十分时期王人莫得什么无产阶层立奇观象，咱们认为还是“变修”的许多共产党如故有一定影响和全球基础的，咱们同它们打筆仗和断交关系，是以苏划线的恶果，反而在国际共运以过头他许多群运中孤单了我方。至于那些新建的左派党和组织，其实并莫得什么力量，有的甚而仅仅光杆一东谈主。例如“文革”中咱们报上常发表他的谈话和文章的那位东欧某国共产党总通知，即是同我方国内并无说合的一位流一火者；咱们屡次援用的某国左派党组织机关报的言论，也仅仅一分油印传单，参加这个组织的据说唯独几十个东谈主。因此他建议设法同列国党还原关系，而且应该互不插手党的政当事者张和里面事务。为此，除确有影响的左派党组织外，不吝扬弃同那些东谈主数少许的小组的说合，天然应该妥善处理。如若对方允许，也可兼并个国度的两个以上党组织（如印度）建立关系。有一次他甚而说，不少国度的共产党在和社会党搞趋承与合作，咱们为什么不可同列国社会党往返呢？他以为，除了政府应对，还应平素开展政党应对和其他各式国际全球组织活动，这对咱们是透澈成心的。他的这些意见哪些反应了，哪些没反应，以及落实的情况，我王人不太了了。不外从当今的情况看，有些作法已极端了他那时的设计（例如莫得听他谈过和财富阶层政党建立党际关系）。但一氓同道在这方面参与的始创性服务，却是历史应予记下来的。

李一氓在国际问题和对外关系方面的精好意思和独到视力无法逐个列举。但有一丝可以深信，即是他对新中国绝顶是更正绽开以来的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平地风雷的孝顺。是以有的同道免除写二十年来国际问题的研究历程，我绝顶建议不可只看一些发表公开文章和著书立说的东谈主，而忽略了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过要紧孝顺的东谈主如李一氓。关连同道也如实聘请了我的意见，把李一氓列为“文革”后对国际问题研究进行拨乱归正的一位前驱者。

终末再径直先容一下一氓同道对国际问题研究步调论的几点看法。这是他对历久以来国际问题研究中那种以我为中心的唯意志论和形而上学有感而发，信手写在1983年给我的一封信上。先是我将一篇《对现时国际风光的几点看法》（发言提纲）的里面答复送行止他请问，他看后就用羊毫写了一封较长的信。这不但是他留住的一件墨宝，亦然他关连国际问题的一篇著述，是以这里就全文照录，以存其真。

“何方同道：

你阿谁发言提纲，我要中联部印了几十份，里面散逸，兹奉上一份。

我已基本不搞国际问题，掌执和了解材料更少，未能证实事态发展，有凭有据，建议什么意见。读你发言后有些意见，或者想法。意见三点：

（一）谈国际风光，必须是客不雅的，真实存在的东西。这种风光，不是由任何东谈主可以敷衍说的。当今有些同道，还在形而上学上打圈子，说我方情愿说的，而有些事实，他不肯意，就不提了，但事实依然存在，还在发生作用。因此那种风光，不可能是风光自己，而是发言东谈主想说的风光，因为国际风光是好是坏，取决于风光我方和它的发展。

（二）讲风光应该与政策分开来。政策是现时的需要，而风光则是一种存在。对风光的分析是否正确，有时影响政策，政策则必须经风光的历练。因此在分析风光时，不可从策略（政策）开动，必须从政策开动。在这点上，我认为有些同道基本枯竭政策不雅点，老是为一时的名义风光或未必风光所困扰，开云sports天然所得论断就未见得正确了。谈国际风光而枯竭政策不雅点，其视力势必会是局部的单方面的，经不起时分锻练的。比喻夙昔在和南斯拉夫还原关系上，在邀请米（密）特朗上，在邀请贝利康上，在和法意还原党的关系上，王人碰到反对力量。而这些反对意见，历史事变的进度解说他们是不正确的。而其是以不正确，即是因为他们一开动就枯竭政策不雅点。今后还依然存在这类情形。对蒙古华裔问题我看见的材料，莫得一件是从政策不雅点上去分析的，因此王人是些轻漂漂的意见。

那么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来说，要怎么防范类似的操作，对于中小国家来说如何自处，或许我们可以考虑一二。

（三）十二页那段黑体字是我注明的，我透澈赞同这个论断。可惜这个论断还不一定为搞外事服务、进行国际问题研究、提防世界大事的整个同道所承认。不承认这个大局者大有东谈主在。可惜你莫得张开，莫得开展一个斗争，去反驳那些对立意见者的意见，因此用‘总之’来通俗详细一下不行。我以为必须举大王人事实来克服那些反对意见，是有事实可说的，多得很。同期这个风光不仅当今如斯，还会不绝下去，我敢断言，莫得一个相配相配大的国际事变，不会更动这个风光。

——好意思国东谈主说中国唯独地区性的意旨，这是有其他许多原因的，并不是中国脉身昨天有全球性意旨，今夜之间自己起了什么变化，今天一清晨当场区性了。中国东谈主应该我方有个算计，究竟咱们是什么性？不可由好意思国东谈主来判断，因此跟在好意思国东谈主后头，更动咱们的政策。即使即是中国今天这个神色（并不很宏大），就有全球性意旨，不是一种自我酣醉，而是客不雅存在。平庸情况下一时难以解说，一有风吹草动，中国的全球性意旨天然会显涌现来。

——中苏关系不可改善的基本舛错安在？这是一个客不雅存在，不可由任何东谈主来说说的。苏联东谈主怕中国，不会和中国好，除非中国不四化；只须中国牢牢掌执四个现代化的经济发展的正确标的，通力前进，苏联东谈主就不可能和中国改善关系，这是犯苏联东谈主的大忌——中国宏大。许多搞苏联问题的同道不肯意从这个政策意旨上来分析，而是研究某一个总通知的性格，安德罗波夫何如，这绝非马克念念主义的步调。

——国际风光一定程度的孔殷，恐不可含糊，不可说是那一方的‘虚声恐吓’，因为好意思苏矛盾是不可克服的（可以顺心），而苏联在今天的许多动作，绝顶包含许多军事动作，应该赋予它以现实意旨。苏联有时会冒险，如阿富汗局面是苏联一种胆大的政策窥伺，勇于出师，而好意思则余勇可贾。事实是螺丝钉又扭前半转了。说得太平无事，对我方并无自制，而且不是事实。一定程度的揭露有必要，告诉中国东谈主更要去加速四化。

草率如斯，畅谈长途，或是（可）供足下参考。

一氓七月旬日”

这是差未几二十年前写的东西，情况已有极大变化（例如他谈的苏联已不复存在），但他所建议的研究国际问题应谛视的事项（我把它进步为步调论），例如必须行远自迩，不可唯意志论、靠主不雅顺心性，更不可把自身愿望和政策当作客不雅现实，以及只看一时一事，枯竭政策眼神等，当今和今后也王人是有指导意旨的。

三、历史问题上的几个隆起不雅点

一氓同道莫得专门治史，史学论著也少许，但他对中国历史如实相配熟，而且有不少精好意思和独到的视力。这里只就我所知谈的先容以下三点。

1981年，氓公写了一篇《洋务通顺·戊戌政变·辛亥立异》的文章，要我阅提意见（我写的东西大多向他请问，他的作品也老是让我先读，迟缓成了一种旧例）。我考究读了两遍，竟不知高天厚地地写了个长篇意见书。原因是我从抗战时在延安学中国革气通顺史直到这时才读完胡绳的《从烟土战争到五四通顺》，多年来造成的传统不雅念是：农民通顺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能源，中国在明朝就有了成本主义萌芽（许涤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成本主义发展史》亦然这样说的），仅仅由于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成本主义列强的侵扰才没能早点和快点发展起来（毛主席在《中国立异和中国共产党》中就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还是孕育着成本主义的萌芽，如若莫得外国成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安祥地发展到成本主义社会”），洋务通顺在性质上是反动的（胡绳说洋务通顺是在中国反动的封建头子趋承西方成本主义侵扰势力弹压农民通顺的配景下兴起的），等等。我的所谓意见，即是以这种传统结实为基础提的。而氓公谈中国近代史的文章竟可把太平天堂和义和团置诸度外，反而深信洋务通顺有跨越性，予以一定的反帝含义。头一句话即是“洋务通顺是中国近代成本主义发生的滥觞”。随后又说，“中国成本主义萌芽，真实从近代意旨上来讲，是洋务通顺才开动的。”这天然是我其时所不可默契的。其后我才迟缓结实到氓公的不雅点之奥妙。夙昔那种过高算计农民战争的作用，甚而把太平天堂列为近代民主立异的滥觞，其实是莫得多大道理的。也许是由于他不肯挑起争端，是以略而不提。太平天堂和义和团虽然有反应中国东谈主民不屈压迫和侵扰的一面。但从历史发展看，太平天堂不可能鼓舞中国社会跨越，即使告捷了惟恐也逃不出拔帜易帜的退让数。至于力主排外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更是推崇了中国农民愚昧过期和容易为封建势力诈欺的一面。他认为，中国其时要完成的历史任务即是已毕产业立异和成本主义化。在谈话和文章中虽未波及中国有无成本主义萌芽，但他似乎倾向于中国不大会从里面天然孕育出成本主义来，是以对洋务通顺评价较高（天然也指出了它的两重性）。连殖民主义（如英占印度），马克念念尚且谈到它有“双重职责”（一是“隐没旧亚洲式的社会”，一是“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资基础”），何况洋务通顺。而洋务通顺失败的“一个致命的原因”，他归之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要求得到坐褥力的一定发展，“惩处经济变革（即或是很小限制的）问题，同期必须惩处与之相应的政事轨制和意志形态的问题”。是以他奋勉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与民主，顽强反对以孔子学说为中枢的封建主义意志形态。他临终前的终末一篇文章即是落拓批判儒家的《给蔡尚念念西席的一封信》，其中绝顶提到：以“新儒学”面庞出现的“孔子热”，其实仅仅新瓶装旧酒，万变不离其宗。

氓公喜好京戏，也时常和我议论并一谈看京戏。当江青开动批判和禁演旧戏时，他就说，京戏长于推崇历史，许多经过千锤百练保留住来的旧戏精萃是浮松不了的。还一再深信：“晨夕会有你的《玉堂春》、《四郎探母》看的。”由于青睐京戏，他也写了几篇关连的历史问题的文章如《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等，抒发了他一贯对视少数民族为外国为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狠恶发火。他一直认为，中华英才是由许多民族交融（夙昔）与协调（当今）而成的。“咱们这个民族，不是唯独汉族。”莫得其他民族，“唯独汉族。成何中国”。他顽强反对视汉族政权为主权国度，把历史上周围其他民族实体视为敌国，把他们对汉族进行的武装斗争说成“侵扰”，而汉族对他们用武则称为“诛讨”。他认为，以汉族为中枢将各族协调起来的中华英才到了清朝才隆重造成，在这之前各民族间的战争是一种起跨越作用的民族交融的技能，王人属内战性质。因此，《辽史》就隆重列入二十四史，还莫得东谈主说是外国史；十世纪前后的中国东北边域是以辽的东北边域为准的，从来莫得一个历史学家勇于南缩到以宋代的东北边域为限。如若那样的话，当年的北京东谈主亦然外国东谈主或他们的臣民了，除非迁到开封去。在历史上，汉族东谈主有我方的民族袼褙如岳飞、文天祥等；但也本旨认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民族袼褙如成吉念念汗、努尔哈赤等，而且他们王人对中华英才作出了孝顺。历史上的民族和国度并不是现代意旨上的民族和国度，忠君也不等于爱国，因此不可用国内民族之争去宣传爱国主义。用《杨家将》、《岳飞传》来讲爱国主义，只可毁伤民族协调。他认为，对夙昔的文艺作品应从其时的历史环境去了解和深信；一些实指性的作品如王昌龄的“不斩楼兰终不还”、岳飞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今天“岂论从哪方面说王人不可加以深信”。另外许多波及民族关系的作品王人是泛指，更不可脱离那时的历史，而且还推崇了一种节气。他以《浩气歌》为例说，文天祥要处理的是他和宋朝与宋朝东谈主民的关系问题，同期也推崇了他本东谈主的浩然浩气。东谈主应该有节气，软骨头是受鄙视的，是以还一直有东谈主真贵被明成祖灭了十族的方孝孺。但氓公强调，“忠君并不等于爱国”。忠君的节气也毫不可王人动作爱国主义。谈到京戏，他对于“文革”前一个时期不准演《四郎探母》（罪戾是叛国偷活，不爱国主义）而提倡《三关排宴》（原为上党梆子，写佘太君叱咤其叛国后四郎忸怩自尽）很不以为然，但却奖饰程砚秋证实唐末诗东谈主陈陶一首诗中终末一句话改编上演的《春闺恨》。因为程剧写成于1931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它更动了原诗所波及的汉与匈奴的民族关系（“誓扫匈奴不顾身”）和陕北的地方（“哀怜无定河畔骨”），假托为三国时公孙瓒和刘虞之间在河北的一场军阀战争。是以氓公在专门写的《论程砚秋》中说，此剧有规戒现实的跨越性与正义感，和《荒山泪》（以“苛政猛于虎”一句演绎而成）不异是够斗胆的。氓公暖热民族协妥协国度统一，天然不仅仅表当今几篇文章上，可说是一语气在他为东谈主和治学各个方面。例如在古籍整理上即是如斯。他在收受主办这一服务不久，就谛视网罗关连台湾的史料，其后很快就采取和影印出书《台湾府志三种》，还指定我写一篇《序》，叙述台湾自古以来即是中国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更没世不忘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的中国古籍文物。那种但愿开展两岸交流和已毕故国统一伟业的贫苦心思，常常话里有话，给东谈主以深远印象。

李一氓作为当年新四军的秘书长，又免除充任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东谈主，因此对于中国现代史上要紧事件之一的皖南事变，在项英、袁国对等放弃后，应当是最了解情况的一个东谈主了。但由于他按照项、袁的意见脱离队列不到十小时，自认为是一世王人感到缺憾的舛错，又不肯卷入关连皖南事变的争议，是以他很少谈及此事，也莫得写过若干材料。东谈主们看到的即是一篇《血染着咱们的姓名——谈皖南事变》（《东谈主物》1990年第5期）和《回忆录》中的一章，再即是未几的几篇访谈录。岂论在什么风光，他王人承认我方的舛错，收受经中央批准由刘少奇迎面告示的因对项英舛错“采取长入立场息争脱主义”而予以的表面警告贬责，从无异议。但从字里行间媾和话涌现，可以看出，他对皖南事变和项英问题的处理与指摘，如故有些保钟情见的。他认为，《中央对于项、袁舛错的决定》是在战斗限制后的第二天仓促作出的，情况不可能十分了了，“皖南事变是有论断又莫得论断的问题”，“项英的问题莫得终末惩处”，因为中央莫得按《决定》“将项、袁舛错提交党的七次代表大会商酌议处”，以后的历次代表大会也王人莫得商酌。对项英，他讲过以下的话：“说项英受王明影响很大是不公正的”；“项英对待党和戎行的寂静性的立场是顽强的”；“不可说中央下了敕令他不践诺”；讲项英怕去敌后和反对北移王人是莫得证实的，等等。他同意月旦项英在皖南事变的政事上和军事指示上王人犯了舛错，绝顶是诚惶诚恐、当断赓续。但通盘说来，项英如故顾大局和基本上践诺了中央政策的。而且就全局讲，中央对扬弃皖南的决心是否下得太晚了，预先对国民党的贪心惟恐也算计不及，还低估了我在江北打韩德勤（曹甸战斗）对皖南的影响，以及不可无视如实存在的客不雅困难，等等。作为当事东谈主，可看得出来他确有些难以开口。当今对于皖南事变仍然存在着很大争议。一种意见（如《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仍对持中央《决定》，认为“事变发生后对项、袁的月旦基本上是对的”，而且其时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如故“通盘抗战中毛泽东念念想发展的一个岑岭”。另一种意见如一年前才出书的《皖南一九四一》等则认为，《决定》中对于项、袁对中央指令一贯虚与委蛇，一切迁就国民党，反对向北发展与向敌后发展的说法是不当的；皖南新四军的失败，项英虽然有背负，中央也有背负；毛泽东对风光的算计就有乌有，指令也前后不一；把背负透澈推到项英头上不够公正，等等。我对皖南事变毫无研究，天然浮松置喙。但氓公说的皖南事变尚无终末论断、项英问题亦然一个留传住来莫得惩处的历史问题，倒是毫无疑义，谁也不可含糊的。翌日的党代会（即或中央全会），会不会奉命《决定》的第四项决定，建议“商酌和议处”“项、袁舛错”，看来是不大可能了。这就不禁使东谈主预见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两千多年来一直有定论的秦始皇以至殷纣王王人可以昭雪，而事变后第二天作出的论断就不可作些修正呢？另外使我逸预见的还有一丝，即是《决定》月旦项英和张国焘不异不效率中央（整风时及以后又硬和王明说合起来），还提到“这次失败是否有内奸贪心存在，尚待覆按，但其中许厚情节是令东谈主怀疑的”等，惟恐同不久后的全党整风和抢救通顺有极大关系，是在为这两大通顺作铺垫。事实上，其后所写党史就真把两者说合起来了。

四、一部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回忆录

1993年操心一氓同道90周年生日时，适逢他的回忆录《婉曲的荧屏》出书，我曾写过一篇评介笔墨，发表在其时的《东谈主民日报》上。近两年由于我转业学党史，读了些老同道的回忆录（竹素和文章），天然王人是有材料、有看法、各具特色的。但是在我看来，其中许多也还存在一些较为深广的不及和问题。相形之下，更显出氓公回忆录的宝贵之处（标题上说的与众不同也仅仅强调其很有特色长途），在这种回忆录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故值得绝顶一提。《李一氓回忆录》的特性，初步想来，可否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亲自入手。氓公原来莫得写回忆录的计划，仅仅在许多同道和一又友的一再饱读动和要求下才更动初志、决定下笔。我也属于积极饱读动的一个，是以关连写回忆录的事他也常和我议论，其后更是写一个段落就送我阅提意见，修改后再送，终末还要我通读一遍。是以在他写稿经过中我就已从中学到不少东西，更感受到他的艰巨。一些老同道写回忆录（包括整理文稿等）大多有一个少则几东谈主多则几十东谈主的写稿班子，匡助找材料、查档案、直到落笔成文。氓公却透澈是个东谈主感奋，从查材料到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王人是亲自入手。而且在此期间，他还要主办古籍整理和参加一些外事活动。经过两年已写出全书的一半。其后仅仅由于老年白内障和腹黑病频繁发作常住病院，才不得不改为由他口传请东谈编缉录，再由他修改校订。这种亲自入手写回忆录（还有整理出书我方的各式文集），在他那一代老同道中（按其时规则，中顾委常委待遇同政事局委员），可能是陌生的。

二是不夸功不诿过。列宁说他从来不信赖东谈主们的回忆录。这是因为，不但东谈主们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对夙昔的事很难铭记准确；而且有些作者还每每在回忆录中夸大个东谈主作用，显露一贯正确，功劳归我方，舛错推别东谈主。八十年代初开动了写回忆录之风，而且有的一出书就引起了东谈主们的议论。其时胡耀邦主办通知处服务，曾针对这种情况发过一个文献，建议写回忆录一定要对持行远自迩。但是从《李一氓回忆录》中，你大略看不到贪功诿过、夸耀我方，或只讲“过五关”、遁入“走麦城”的风光。也许是由于所读有限，《李一氓回忆录》是我于今看过的同类书中推崇谦善严慎、行远自迩最隆起的一部。

三是慑服历史主义原则。党的首创东谈主之一董必武也说过“回忆录不一定可靠”，因为一则“各东谈主不雅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距径直赢得印象的时分又有十分间隔”；二则“回忆那时的事，难以开脱当今的念念想结实”。这简直说到了点子上，绝顶是后一丝。然而这却是一个比拟深广的风光。不少《回忆录》讲的事情是其时历史条目下莫得也不可能发生的，现实上是作者为了恰当写稿时的情状而进行的夸张以至杜撰，因此功德尽量归于率领东谈主，赖事王人推给已定性的坏东谈主。如说：毛泽东在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上群众一致拥护毛主席出来率领等。一册《许世友传奇》说，1937年许密谋出走，康生彻里彻外处理此案并坚主杀，毛泽东叫“刀下留东谈主”。现实上这时康生尚未归国。又如最近出了一册闻明的《回忆录》，把长征程中陈云奉派离队去上海（说是和潘汉年一谈）描述得活活泼现，还说两天后陈云的太太于若木找他问陈云哪儿去了。事实是：陈云既未和潘同业，于若木和陈云成亲亦然三年后在延安的事。《李一氓回忆录》就莫得这种风光，莫得随着“意志流”走，而是尽量客不雅地叙述各个时期我方经历过和如实知谈的事情，莫得什么斧凿刀痕。但这不是说，氓公写回忆录时念念想还停留在以前的水平上，恰好相悖，他是在以当今的念念想结实计帐和追究夙昔。与一些东谈主不同的仅仅他莫得更动历史事实，莫得为了恰当当今的“潮水”和“需要”而凭空一些情节，或者加以夸大和安详。对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结实和判断，但毫不允许修改和作假。“尊重史实，纪史以实”，不仅是一切史学家应慑服的信条和具备的史德，写回忆录也不可例外。《李一氓回忆录》可以说在这方面为咱们竖立了一个榜样。

四是朴实无华，真实真实。这有点和前条雷同，但却另有所指。有不少回忆录写的有点像演义，不但对多年前的史实和经历描述得具体生动，有声有色，而且连篇的对话也王人打上了引号。这在个东谈主没记下详备日志和无速记或灌音可查的情况下，只然则证实过后的想像由本东谈主或写稿班子编出来的，真实与否唯独天知谈。更有本东谈主既不在场又声明没听过当事东谈主讲过的局外人也写了许多打引号的话，如王明离沪前若何向博古暗里吩咐，季米特洛夫同某东谈主的单独谈话等。作为文体作品，这样写也许可以，然而当今却被深广作为史料在引证。有东谈主一再提倡党史要学《史记》的写法。《史记》如实写的很好，但它既是伟大的史学文章，亦然伟大的文体文章（鲁迅称之为“无韵的《离骚》”），聘请了大王人街谈巷议和带有夸张的描画与对话。好意思籍华东谈主学者唐德刚就说《史记》不是历史而是演义，还举了描述吕不韦与例子，诠释不可全信。如若当今写党史或回忆录也用《史记》的手法，那惟恐就属于倒退了。对一些张冠李戴、瞎编对话的列传或回忆作品，李维汉在《对于写立异东谈主物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曾予以严历月旦，责问它们“莫得尊重历史事实”，如引证他和夏明翰的对话（“在中国立异的许多问题上毛泽东同道的主张是正确的......”）还打上引号，现实上他们并没说过，不晓得是从那里引来的。应该说，以上这类瑕疵，《李一氓回忆录》中是莫得的。李一氓是个闻明的文化东谈主，要用文体手法写回忆录，惟恐不会比有些东谈主差，但他如故照实写去，不加猝然，更无编造。铭记的就写，想不起来的就直说忘掉了，并未证实其时情况或逻辑推理而编出一些生动情节和对话来。是以他的《回忆录》很少带引号的话，除非是确有证实，如查到其时的报刊。

五是“不攀率领”。前边提到的氓公这一“为东谈主之谈”，也充分体当今他的《回忆录》中，而且在《自序》中就作了诠释。他和党的许多率领东谈主王人很熟，有些东谈主还历久共过事，但他多是平平淡淡，有事时提到（也多是一笔带过），没事时根底不提，更无专门的铺陈描述。例如他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和特使，跟周恩来从北伐到上海再到中央苏区服务多年，跟刘少奇和陈毅在苏北服务也有一个时期，却莫得写若干他们之间的斗争和往返，更不必说带引号的对话了。他结实并有过往返的名东谈主好多，如鲁迅、郭沫若等，即使提到，亦然跟跟蜻蜓点水，更无渲染。结实这样一些率领和名东谈主，碰到有些东谈主也许会有的没的写上两大车，而氓公却透澈按照我方说的决不挟率领和借名东谈主以高傲。有时甚而显得有点过分。例如我曾建议他把在上海参加文化活动中关连鲁迅、“左联”等写详备点，他也不予聘请。还说：同鲁迅的往返是党同鲁迅的关系，非关个东谈主的事；在文委，他仅仅打杂跑配角，没什么好说的。氓公即是这样一个东谈主。

上头提到的几点仅仅个东谈主的读后感，不敢说对《李一氓回忆录》的特性就详细得全面和得当。同期也不可说这部书已作念到天衣无缝，绰绰有余。正像作者在《自序》中所说，所记时分、地方很难说准确，有些议论也很难说王人有道理。这是憨厚话，不是躬行经历的要紧事件，靠主不雅判断是浮松易透澈准确的。例如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仅仅“把毛泽东的发言全部抄录进去”，就有悖富足情理律。对这个问题，我曾有专文辨析（《炎黄春秋》2000年第9期），在此不赘。但是白璧无瑕，岂论若何，《李一氓回忆录》是一册少有的朴实无华、真实真实的好书。绝顶是当今关连党史的各式出书物越来越多kaiyun sports，有些史实又被搞得越来越糊涂的情况下，更应落拓提倡和学习李一氓写回忆录的这种精神和作法。